今日批评家 · 贺江
《南方文坛》
2023年第4期
贺 江
今日批评家
贺 江，文学博士，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深圳文学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深圳文学与欧美文学，在《南方文坛》《当代作家评论》等刊发表文章多篇，出版《孤独的狂欢：科马克·麦卡锡的文学世界》《深圳文学的十二副面孔》等专著，主编《突然显现出来的世界：薛忆沩作品评论集》《那些与我无关的东西：盛可以作品评论集》《天空之上的另一个天空：蔡东作品评论集》《在地的回响：深圳南山区六作家评论小辑》等“深圳文学研究文献系列”丛书。
贺 江 | 通向“地方”的文学批评
贺 江 | 邓一光和他的“深圳写作”
通向“地方”的文学批评
文 | 贺 江
我时常会有一种莫名的冲动，想要奔向原野，去无人区穿越，这并不是对现代城市生活的厌恶或“绝望之反抗”，仅仅是一种冲动。这种冲动，我在麦尔维尔的《白鲸》以及科马克·麦卡锡的《沙雀》里都强烈地感受到。当然，奈保尔的《米格尔街》又将这种冲动引向童年时的成长地——所有人都在煎熬，都在忍受，却又无能为力。这样，米格尔街不仅是个人成长的空间，更是承载着个人记忆的“地方”。
所有的写作都指向“地方”，地方是一种有意义的空间形式，它不仅能够被看见、被听到、被改造，而且还能够被形象化、被具体化、被想象、被遮蔽，甚至被遗忘。劳伦斯·布伊尔认为地方是“通过个人依附、社会关系和自然地理区分而被限制和标记为对人类有意义的空间”。哈代的威塞克斯小说、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系列赋予地方以独特的生命经验，构筑了独特的“地方性”，我们可以将此称为“在地性”写作。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艺术从来都不是纯粹地从美学内在的观点来定义的，向来都是“在地性”的表达，能够赋予艺术品独特的艺术魅力，也就是本雅明所谈到的艺术的独特光晕。“在地性”批评强调作品和特定地点的不可替代性，能够将作品放在特定的社会生活模式的情境里，能够回到历史的现场，发现并努力呈现独特的文学生态。这几年关于“新南方写作”和“地方路径”的研究都是“在地性”批评的代表。
我来深圳工作后才开始注意到批评的“在地性”。我曾陆续在武汉、深圳、上海、纽约、北京等地求学，深刻感受到地方文化、中西文化的不同。鲁迅先生曾戏言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是商的“帮忙”，立论的基础就是“地方”。我在研究生阶段主攻西方文学，来深圳后，参与深圳文学研究中心的筹建，学术的重心开始转向深圳文学。我们一般从都市文学（新城市文学）、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等方面来研究深圳文学，但我发现首先应将深圳看成是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既有都市的“现代性”，也有乡土性的一面（本土历史以及外来移民携带的乡村因子）。深圳是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奇迹之城，讴歌城市的现代化建设成就当然是有必要的，但深圳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被无形地遮蔽了，比如说诸多文章将改革开放前的深圳称为“小渔村”，这明显是个错误的指认。据考证，深圳的建城史最早可追溯到公元331年，深圳大鹏的咸头岭遗址是距今约有七千年历史的史前人类遗址。如果不研究深圳文学与文化，就有可能会忽略掉深圳的“地方性”。2020年，我和同事主编了深圳南山区六作家的评论集，书名叫《在地的回响》。从那时开始，我有意识地思考批评的“在地性”问题。
具体到深圳文学来说，批评的“在地性”特别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深圳文学的“逻辑起点”问题；二、深圳文学的现代性问题；三、深圳文学的经典化问题。我们一般将深圳文学的起点放在1979年，但细究起来会发现很多问题，比如深圳特区诞生之前有没有深圳文学，深圳文学的独特性在哪里？因此，深圳文学的“逻辑起点”是研究深圳文学的一个基本前提。“逻辑起点”又和深圳文学的现代性密切相关，这里还需要辨析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区别。而深圳文学历经四十余年的发展积淀，涌现了众多备受瞩目的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如何为深圳文学写史，怎样筛选经典篇目，亦是不可回避的重要学术话题。
在文学批评的世界里，感受者比理论家可爱，做一个感受者远比成为一个理论家要幸福。阅读一代代城市书写者的作品时，我并未随身携带术语、概念和偏见，我所有的，是同为深圳生活者的好奇，是文学阅读者的感知力，是对陌生和冷僻的发现之心，糅合着孩童式的热情和勇敢，因此，对我而言，从“地方”出发，回到文学的现场，既是起点，也是归宿。
邓一光和他的“深圳写作”
文 | 贺 江
站在莲花山顶，无论游客还是本地人，一般都会做两件事。一是瞻仰邓小平铜像。铜像下面常有市民放置的鲜花，以纪念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对这座城市的巨大贡献。二是看看深圳的“中轴线”。这条中轴线的起点是莲花山，中轴线上依次分布着深圳音乐厅、深圳书城、深圳图书馆、深圳市政府（市民中心），等等。天气好的时候，目光可以越过会展中心的上空，看到深圳河对岸落马洲的侧影，那里有连绵的群山，还有鸟的天堂——米铺自然保护区。当看得有些疲惫时，你会收回目光，然后，被一个巨大的“双曲面”屋顶吸引，这个巨大的屋顶如大鹏展翅，扶摇直上。长达480米的屋顶下，是三组建筑组成的巨大综合体，这里既是深圳的行政中心，也是市民中心。邓一光的小说《离市民中心二百米》正是写了这里，本文也将从这里开始谈起。
据《深圳市民中心及市民广场设计》一书记载，“双曲面”大屋顶既象征着展翅腾飞的深圳，又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大屋顶能提供更长的接触面，以更好地服务群众。“双曲面”大屋顶是深圳现代化成就的图腾，巨大的建筑坐落在深圳中轴线上，如同高速运转的引擎，牵引着整座城市加速奔跑。邓一光具有诗人的敏锐性，他看到大屋顶这一巨大的空间体所蕴含的现代性冲突，通过《离市民中心二百米》来探测深圳人的心理空间及身份危机。
▲黄伟文主编《深圳市民中心及市民广场设计》，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安洁和朱建设是一对恋人，他们将家搬到离市民中心两百米远的某小区，他们还去市民广场寻找深圳的“南北中轴线”。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想成为一名“真正”的深圳人。在安洁和朱建设看来，要成为“真正”的深圳人，首要条件是要住在关内，要离市中心近一些。安洁告诉朱建设，“关内才是高贵的深圳”①。这里的“关内”是指深圳经济特区，包括罗湖区、福田区、南山区和盐田区。“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春天的故事》歌词里的这个“圈”特指“关内”，而“关外”指深圳经济特区以外的市辖区，包括宝安区、龙岗区、坪山区、光明区、大鹏新区。从“关外”进入“关内”需经过“二线关”检查站。
“二线关”是中国海关系统中绝无仅有的一条管理线，也是深圳经济特区建设的历史见证。1982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在划定的深圳经济特区界限上设立一道特区管理线，这条管理线东起大鹏湾畔背仔角，西至珠江口姑婆角码头，全长84.6公里，沿线路面用花岗岩石板铺成，路北侧用高达3米的铁丝网隔离。“二线关”于1985年建成并通过国家验收后正式启用，全线设置背仔角、盐田、沙湾等6个联检站、29个耕作口、163个岗楼和165个涵洞。1994年至2003年间，相继又增添了同乐、梅林、溪冲、蛇口4个分站。之所以将这条特区管理线叫“二线”是区别于“一线”——深圳和香港之间的边境线。2018年1月，国务院同意广东省提交的《关于撤销深圳经济特区管理线的请示》，存在36年的“二线关”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深圳许多作家写过以“二线关”为主题的作品，较为知名的有盛可以的《北妹》、吴君的《亲爱的深圳》、戴斌的《深南大道》，作品中的女主角或因没有证件被抓去樟木头，或因办理边防证被骗。邓一光也有多篇小说以“二线关”为主题，表现关内关外两个不同生存空间之下的“身份之思”，比如《台风停在关外》《出梅林关》，小说标题里的“梅林关”是“二线关”的一个重要联检站。
《离市民中心二百米》写于2011年1月10日。就在几个月前，国务院批准深圳经济特区范围扩大到深圳全市，深圳经济特区的面积从之前“关内”的395.8平方公里，扩大至1952.8平方公里。“二线关”分割深圳特区内外的职能成为历史，而且早自2008年1月1日始，从“关外”进入“关内”已不再查验边防证，但“二线关”的16个关口依然保留，到2018年才被拆除。安洁毕业后来深圳打拼，为了资助朱建设去国外读博，她节省开支，住在关外。“在深圳，住在关内的属骆驼，属羊和毛驴的只能住在关外。他回国之前他们在关外有个小窝，更多的时候，差不多所有的时候，那是她清冷的羊圈。”②安洁想要融入深圳这座城市，想要通过住在离市中心两百米的地方来宣告“深圳人”身份。当她和朱建设找到城市的中轴线时，他们觉得梦想成真了，还去市民中心公众礼仪大厅预约婚庆服务，但他们的计划突然遇到了“意外”。
给安洁和朱建设带来“意外”的是一名广场保洁员，负责清理市民中心广场的卫生，他在小说中没有名字。他来深圳工作七年，最近三年一直在中心广场工作。安洁和朱建设寻找城市中轴线时，不小心弄脏了花坛和地面，认识了这位保洁员。为表示歉意，安洁多次去广场帮他干活，甚至邀请他来参加婚礼。一次闲聊中，安洁得知保洁员并未去过旁边的行政服务大厅，她很是诧异，她认为在市民中心工作的保洁员，至少得走进过这座拥有“世界最大的屋顶”③的大厅。而且，深圳市民中心还是国内第一个主动开放中轴线空间的市政府办公楼，当安洁咨询婚礼举办地是否和政府的新闻发布会在同一地方时，衣着整洁的公务员给出肯定的答案。“您可以像政府新闻发言人一样当新娘，您的亲友可以在一千七百平米的大厅中随意打滚，如果您是深圳市民，您的亲友也愿意的话，这是你们的权力。”④安洁的深圳人身份在此刻得到确认，但保洁员给了她“致命的一击”，她突然发现她的“信仰”在坍塌——并不是说离市中心的距离越近，就越能确保自己的深圳人身份，物理空间的远近和身份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保洁员还告诉安洁：“我只知道，我不是深圳人，从来不是，一直不是。”⑤这刺破了安洁的天真幻想。邓一光的深刻之处，不仅仅是揭示了深圳人的身份和所在的物理空间没有必然关系，而且还将衡量深圳人的标准从物理世界转移到心理世界。换句话说，邓一光试图丈量深圳人的幸福空间。
▲邓一光：《深圳在北纬22°27′—22°52′》，海天出版社，2012
《离市民中心二百米》有两处非常耐人寻味的情节设置，第一处是“临时性”或“变动性”，有点像波德莱尔对现代性的定义，“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⑥。小说的情节设置充满着“过渡”和“偶然”，这是邓一光现代性写作的生动体现。比如安洁和朱建设在离市民中心两百米的地方租房子，房子里只有一张床垫，还没有来得及布置，这表现了拥抱新生活的迫切愿望，但也意味着“临时性”和“拼凑感”；安洁向朱建设表达在市民中心办婚礼的想法，并没有提前征求他的意见；安洁突然辞掉工作，也没有和他商量。这种“短暂的”“偶然的”“不断变动”的情节设置，造就了第二处耐人寻味的情节设置——“吵架”。夫妻俩几乎从头吵到尾。他们是感情很好的小两口，经过漫长的爱情长跑，终于住到了市中心，却总是在吵架，以至于他们都忘记了是谁先开始争吵，也忘记了为什么要争吵。“争吵”作为生活的常态是邓一光刺探幸福生活的一种方式，邓一光在告诉我们，尽管安洁和朱建设已在深圳落脚，有不错的收入和看得见的光明前途，但显然，他俩还没有学会如何做一个幸福的深圳人。住在关内，住在离市中心两百米的地方都不能保证“个体的幸福”，那么评价幸福的标准只能来自精神世界。至于什么样的精神世界才符合幸福的标准，小说家并未明说。
小说中多次出现市民中心“大屋顶”的场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著名屋顶和本雅明的“拱廊街”形成呼应。如果说“拱廊街”是本雅明找到的通向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充满错觉的、想象的世界的入口，那么“大屋顶”则是邓一光发现的通向当代中国的探测人心、丈量精神世界的路标。
身份认同出现问题，身份的危机也就无法避免。在《离市民中心二百米》中，安洁住在离市民中心两百米的地方，在自家窗台上看到“世界上最大的屋顶”，“你能想到的现代性那里面都有”⑦。但安洁无法携带“幸福”走进去，只能停留在离市民中心两百米远的地方。安洁所遭遇的身份危机在邓一光的小说中并不少见。可以说，身份的危机是邓一光小说的重要主题。《我们叫作家乡的地方》也描写了这种身份的错位。小说中的“我”带着姆妈去大鹏找哥哥，希望哥哥能够回老家一趟，安排好姆妈的“后事”。姆妈失去丈夫，又无法应对城市的生活，决定回老家“等死”。但“我”即将出国工作，也许无法赶回来为姆妈“送终”，于是，“我”希望哥哥能在“必要的时刻”回去一趟。但哥哥并不愿意回去，他此时正忙着积攒“入户深圳”的积分，他想要做一名“深圳人”。
“我”和哥哥都在为“成为深圳人”而努力。哥哥没有高学历，也没有高级专业技术的资格，为了攒满入户积分，多次报名做志愿者、持续地去献血、与人合办公司、参保、纳税，还想投资养蚝场。哥哥始终处于高压状态，他斩断了和老家的联系，发誓永不回家，就连父亲去世都没回去奔丧。现代化的深圳和贫穷落后的老家形成鲜明对比，这也是造成哥哥身份危机的根源。和哥哥不同的是，“我”是高才生，在深圳的一家高新企业工作，始终得不到升职和加薪，这次被公司委派出国工作，他无论如何也要抓住机遇。
《我们叫作家乡的地方》在邓一光深圳写作序列中并非最佳，但却是最打动我的。我来自鄂西北的边远山区，出门赶集要走几十里山路，但我比小说中的“兄弟俩”幸运一些，至少，我已在深圳安居。但当我读到小说时，还是被深深刺痛了，尤其姆妈的遭遇，让我看了一个无关紧要的人，一个无所适从的人，一个谨小慎微的人。姆妈始终是个“缺席者”，她沉默寡言，弱不禁风。在小说中，她基本没有发声，甚至只能远远地看着大儿子，不敢靠近。她住在城中村，藏在城市暗影里，她被现代化的深圳弄得不知所措，一出门就迷路，她不敢过马路，不敢用煤气灶，她小心翼翼，生怕犯了什么错。她战战兢兢，始终无法适应这座城市，她衰老、落寞，最终回到老家。姆妈代表着被现代城市“抛离”的一类人，兄弟俩代表着试图融入现代城市的一类人。不管兄弟俩是否能拿到深圳户口，他们都已被连根拔起，“我们叫作家乡的地方”，已永远地消失了。
▲邓一光：《你可以让百合生长》，海天出版社，2014
▼邓一光：《坐着坐着天就黑了》，花城出版社，2019
深圳是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生活在这里的移民都或多或少携带着家乡的风沙。《我们叫作家乡的地方》以故乡为背景，但着重写的还是城市，邓一光写出了悬浮在城市里的底层人形象：空心、无根，充满变数和无奈。他们就像拉尔夫·艾里森笔下的《看不见的人》，在城市中隐形，不被看见，但依然顽强生活。他们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下，在逼仄的城市空间里艰难求生，被抽空“情感”，变成空心人。许立志的诗歌《流水线上的兵马俑》写出了这种生活的常态：沿线站着/夏丘/张子凤/肖朋/李孝定/唐秀猛/雷兰娇/许立志/朱正武/潘霞/苒雪梅/这些不分昼夜的打工者/穿戴好/静电衣/静电帽/静电鞋/静电手套/静电环/整装待发/静候军令/只一响铃工夫/悉数回到秦朝⑧。兵马俑是许立志对深圳打工者形象的绝妙比喻，人变成机器，变成螺丝钉，变成没有情感的“单向度的人”。
邓一光反思现代性带给我们的身份危机，亦开始思考突围的可能性，《深圳在北纬22°27′—22°52′》就是他反思的结晶之作。“他”和“她”分别是监理工程师和瑜伽教练。他发现自己晚上经常在梦中变成一匹马，在大草原上奔跑，醒来时身上有奔跑时留下的划痕。而她呢，经常梦见自己变成一只蝴蝶。两人的“变形”让读者第一时间想到卡夫卡。“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⑨如此轻描淡写，又如此石破天惊，短短一句话，格里高尔的“变形”已完成。我不清楚《深圳在北纬22°27′—22°52′》是否有致敬卡夫卡之意，但可以将小说看成《变形记》的“史前史”——变形前的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监理工程师正在负责梅林方向出关道路拓宽改造工程，工程时间短、任务重，他每天都耗在工地上。“没有人偷懒。在深圳你根本别想见到懒人。深圳连劳模都不评了，评起来至少八百万人披红挂绿站到台上。但没有人管这个，也没有人管你死活。深圳过去提倡速度，现在提倡质量，可在快速道上跑了三十年，改不改惯性都在那儿，刹不住。”⑩现代都市人被快节奏的生活压得无法动弹，工程师在梦中“变成马”，就具有了象征意味：摆脱掉一切束缚，自由的奔跑。“谁不想自由自在地生活？谁不希望拥有辽阔的生存环境？谁不想在一览无余之地四蹄无羁地撒野？”⑪但这仅仅是一个梦，梦里的一切都不现实。邓一光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让监理工程师发现他不仅仅在做梦，他现实生活中也正在逐渐“变成马”。最初，他从梦中醒来，会感觉疲惫，需要补充大量水分，后来他发现身上有划痕，再后来，他发现自己哼歌时，歌声变成了“轻轻的马嘶”。他赶紧去照镜子，发现自己是“一匹前肢收束起站立着的马”⑫，这一发现超乎寻常，“变形”已经完成，为城市“复魅”的使命也已完成。
监理工程师为何能成功“变形”，邓一光在小说里设置了关键情节：他在瑜伽师的劝诫下节食、吃素。这既是生活态度的改变，也是反抗异化的一种手段。让·鲍德里亚曾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⑬监理工程师简化生活，将自己从消费主义的泥淖里解救出来，这就为变形提供了必要条件。这样看来，监理工程师的身份危机背后，既是对异化的、充满变动的世界的反抗，也是对城市快节奏高压生活的突围。邓一光在多篇小说中都写到都市对人的围困，写到快节奏对人的异化。比如，在《要橘子还是梅林》中，邓一光将城市比作“牢笼”：“人类建造那么多的城市实在是愚蠢，它唯一的好处就是找一个够大的地方囚禁自己，让男人和女人患上抑郁症和绝孕症。”⑭在《宝贝，我们去北大》中，王川没日没夜地忙碌着，连带妻子去医院的时间都没有。妻子觉得就要被这个城市淘汰了，王川安慰妻子，说深圳念旧。但妻子反驳道：“它在高速发展。它停不下来。它谁也不念。”⑮
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每一个人都被裹挟着，不断地奔跑，生怕一停下来，就被甩下车去。这种车轮上的现代化给我们带来压迫感与不安感，于是，邓一光在《坐着坐着天就黑了》中特别推崇“落叶美学”：“安静，优雅，不假思索，连绵不断，执着，沉默不语……”⑯
也许，我们不妨像小说中的麦冬一样，坐在梅林公园古荔区大门对面的马路牙子上，静观叶落，等待天黑。
2021年12月，邓一光和我一起参加一个调研项目，一行人走访莲塘的沙头角边检站。在那里，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深圳河，河两边长满芦苇，河水很浅，如同一段被遗忘的历史，静静地躺在那里。我跑到河边，掬一捧水，感受河水的温度。抬眼望去，河的另一边，是长长的铁丝网，将香港和深圳隔开。我对邓一光说：“《深圳河里有没有鱼》写的就是这条河！”邓一光说：“我写那部小说时，并没有见到深圳河，今天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深圳河。”这让我有点吃惊，因为小说里的“深圳河”和我看到的“深圳河”如此神似，都有一种与世无争的散漫，还有一点落寞。
当晚，我回到家，打开小说集《深圳蓝》，翻到第64页，看到这样的文字：“那条河由东北向西南，在深港之间行走了37公里，经过繁华的深圳市区，从香港米铺进入海湾，入海前突然散开，像一条微风吹乱的流苏，让人想到‘泄气’这个词。”⑰读过小说的人都知道，这里的“泄气”，不仅指河流入海的“形似”，还有对深圳河的“历史”渐渐被人们遗忘的无奈。这个历史指大逃港事件。邓一光有多部小说都是以大逃港为主题的，比如《所有的花都是梧桐山开的》，通过大逃港亲历者的讲述，还原“真实”的逃港历史，故事里的逃港地点在梧桐山。《第一爆》同样写大逃港的历史，逃港的地点在改革开放的起点——蛇口，那里现在是著名的前海合作开发区。
▲邓一光：《深圳蓝》，花城出版社，2016
邓一光不仅关注大逃港事件，而且善于在深港的互动关系中探查深圳人的身份问题。他的第一部深圳小说《我在红树林想到的事情》，将香港描绘成“巨蟒”，并相信深圳在将来的某一天也会成为另一条“巨蟒”。“我点着了香烟，看咫尺外磷火辉煌的巨蟒。我知道我身在的这座城市，它在奋起直追，肯定有希望成为另一条巨蟒。”⑱2011年1月，邓一光写就第一部深圳小说，2023年春天，他的《海阔天空——渔农村人类学调查笔记》发表在《当代》2023年第1期上。他的深圳写作包括中短篇小说共53篇，其中提到香港的小说22篇，以深港关系为主题的9篇，由此可见香港在其深圳书写中的分量。这不仅是邓一光深圳写作的特色，也是深圳文学的一个小传统——在书写香港的过程中来确认深圳的身份。
早在1979年，谭日超发表长诗《望香港》，通过“对面的香港”来观照和定位深圳的“身份”，后来朱崇山、郁茏、黎珍宇、张黎明都沿着这个方向写深圳，讴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建设成就。但邓一光深圳写作的独特之处，在于摆脱了“特区情结”，具有丰富的现代性特征。邓一光警惕廉价的同情，深入到历史现场，善于发现隐藏在历史背后的“伤痛”。他既肯定历史的荣耀，也揭开个体的创伤。
贯穿邓一光“深圳写作”的核心问题是身份，不管是空间距离上带来的身份悖论，还是追求深圳户口的现实身份，以及通过书写对面的香港来把脉深圳的身份，邓一光写出了他对这座城市的“认知史”。邓一光在第一部深圳小说集的后记中写道：“这部短篇小说集里的故事来自我在深圳一年的生活。它更像一部文学笔记。……如果十年以后我还在写，写下几十个深圳更多的篇什，它们会形成我对这座城市的认知史，那是一件非常有趣的工作。”⑲
12年之后，他不仅在继续写，而且还想写到100篇。关于深圳，他显然还有很多话要说。作为研究者，读他的六部“深圳小说集”，可以清楚地发现他对这个城市的书写在不断深化。越来越多地书写改革开放前的深圳历史，书写深圳“本地人”以及“深二代”的生活，也频密地使用客家语，这种“语言”的转变，是他尝试探索深圳多样性的最好证明。
邓一光还将深圳作为一个整体，试图勾勒出深圳40多年改革开放的不同“面孔”。《深圳河里有没有鱼》“寻找野生鱼”的情节，是通过追溯深圳的历史，为这座城市找回“野生”的力量，找回“底气”。他在《花朵脸》中为深圳建了一座“青春照相馆”，以“花朵脸”为隐喻，找回青春气息和光荣传统，这是属于邓一光的独特发现，也是邓一光对城市的深情期待。
邓一光的“深圳写作”开拓城市写作的精神空间，打开一个斑驳又迷人的世界。他的小说轻盈又深刻，浪漫又现实。他通过一系列作品为城市“复魅”，予城市以灵性。他探索深圳人的多重身份，关心个体的幸福及痛苦，他是怀抱理想的现实主义者，他的小说里仿佛总有一股神秘力量，可以让监理师“变成马”，可以让深圳湾“开成一朵花”，可以让我们在罗湖看到“前海的灯光”，可以让傅小丽无缘无故地“咳嗽”，也能让比尔突然“消失”。这种“神秘性”给小说以超脱的力量，充满着诗意想象。当然，这种“神秘性”最终落脚于现实，揭露了身份的多样性和历史的复杂性。那些四处奔走的个体在文学世界里一一闪现，等待读者的进入，提醒读者去思考。
邓一光之于深圳，如波德莱尔之于巴黎，卡夫卡之于布拉格，乔伊斯之于都柏林。他的写作还在进行中，书写深圳的传奇也还在继续。
（贺江，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本文系深圳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深圳文学研究中心成果；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22年度一般项目“改革开放四十年深圳文学文献的整理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SZ2022B045）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⑦邓一光：《离市民中心二百米》，载《深圳在北纬22°27′—22°52′》，海天出版社，2012，第53、53、55、56、68、64页。
⑥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第483页。
⑧许立志：《流水线上的兵马俑》，载秦晓宇编选《新的一天》，作家出版社，2015，第198-199页。
⑨卡夫卡：《变形记》，载叶廷芳主编《卡夫卡全集》第1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第88页。
⑩⑪⑫邓一光：《深圳在北纬22°27′—22°52′》，海天出版社，2012，第88、95、99页。
⑬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1页。
⑭邓一光：《要橘子还是梅林》，载《你可以让百合生长》，海天出版社，2014，第234页。
⑮邓一光：《宝贝，我们去北大》，载《深圳在北纬22°27′—22°52′》，海天出版社，2012，第38页。
⑯邓一光：《坐着坐着天就黑了》，花城出版社，2019，第88页。
⑰邓一光：《深圳河里有没有鱼》，载《深圳蓝》，花城出版社，2016，第64页。
⑱邓一光：《我在红树林想到的事情》，载《深圳在北纬22°27′—22°52′》，海天出版社，2012，第9页。
⑲邓一光：《消失给你看，或死给你看》，载《深圳在北纬22°27′—22°52′》，海天出版社，2012，第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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